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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5月28日发布了2007年《社会保障绿皮书》。绿皮书指出，1990-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510.2元增加到9421.6元，增加5.24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686.3元增加到4039.6元，增加4.89倍。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分别增加了19.57倍和5.86倍，居民卫生支出的增速远超出其收入增长速度。教育支出同样如此。全国高校的人均学费在1990年时不足500元，到2004年就已经上涨到5000多元，上涨了10倍以上。
支出增速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速，无法实现藏富于民的设想，难以让民众真正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也使我国居民生活压力沉重，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担忧加大，严重抑制消费需求的释放，导致内需屡拉不动，从而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致命缺陷。
事实上，从近十几年的情况来看，我国的民生问题在受到双重挤压。简而言之，一是国民收入分配日益向政府倾斜，二是政府从公共产品服务领域的退出。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6》指出：从资金流量核算结果来看，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现象，政府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并且，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保持扩大之势。而根据国际上通常的发展路径，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通常是上升的。
在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的同时，政府却在一些公共产品领域悄然隐退。最典型的是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进行市场化改革以后，这些原本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向居民个人身上转移，导致民众不堪重负。从1998年到2005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经费年支出虽然由598亿元增长到3600亿元左右，年均增长29.4%，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也从5.5%增长到11%，但这与发达国家相比比例依然过低———这一点从居民有着切肤之痛的沉重的负担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得到。
一方面是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的倾斜，一方面是公共负担向民众的转移，两头挤压，导致了今天国民的沉重压力。在政府从公共产品领域隐退以后，公共产品的提供转而被一种市场化的机制所取代，而市场化的结果必然是医疗、教育等费用的上涨和房价的失控。因为公共产品是以福利特征为核心的，而市场产品的提供者则是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的的。
支出增速快于收入必然加重居民的负担。问题还不仅限于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一般倾向于效率，而政府作为调控主体的再分配，功能在于弥补初次分配的缺陷，更倾向于公平。但是，目前的这种情况可能既损害效率，又损害公平。
各国的发展实践证明，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在政府掌握的财富逐渐增加的同时，其相应的提供社会福利的责任却在推卸，就必然给政府铺张浪费创造条件。而在我国预算编制审查程序尚不够严格、预算执行监督尚且疲弱的情况下，政府几乎没有勤俭节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造福于民众的动力，豪华政府办公大楼便是这一畸形机制下的产物，也是最直观的证明。
因此，我们应该对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进行深刻反省，采取增加居民收入，增加教育、卫生等公共产品的投入等措施，实现藏富于民，切实减轻国民负担，如此，则人民安居乐业，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担忧大为降低，民众的消费冲动得以充分释放，内需必然能够拉动，进而推动我国经济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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