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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说“恐怕自己也买不起第二套房”不久，统计数字似乎有意在呼应他：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今年6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1%，涨幅比上月高0.7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0%，涨幅与上月持平。面对此情此景，人们不禁要问，当部长也买不起住房时，现在到底是什么人在买房？
徐绍史部长在衡量自己能不能买得起房时，显然是从理性的消费需求而非投资／投机需求的角度考虑的。试想想看，如果出于投资／投机赚钱的目的，徐绍史部长会买不起房吗？
从经济学理论讲，投资／投机是指经济主体以获得未来货币增值或收益为目的，预先垫付一定量的货币与实物，经营某项事业的经济行为，或者简单地说，投资／投机就是指为了获得可能的、不确定的未来值而做出的确定的、现值的牺牲。投资／投机的决定性因素是收益、成本和预期。对于徐绍史部长来说，即便自有资金不多，但贷到款或者借到钱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如果出于投资／投机的目的，徐绍史部长完全能够买得起住房。因此，徐绍史部长所说买不起房显然是出于居住性需求考虑的。
出于居住性需求的购房应该属于消费的范畴。从消费理论说，消费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所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行为。消费的决定性因素是收入和财富。这里的收入指的是长期收入，也称为永久性收入或生命周期收入，它指的是个人在好的和坏的经济年景下平均得到的收入水平。对于某方面的消费，如购房，虽然往往与其消费倾向有一定关系，但是，其最终消费的决定性因素依然是收入和财富。而对于绝大多数祖上并没有留下多少财富或没有意外中彩发财的普通民众来说，其消费水平则完全受制于其收入水平。对于房价收入比，联合国人居中心的标准是3:1，世界银行的标准是5:1，超过这个上限，对于大多数工薪阶层来说，这样的房价显然是不可接受了。
我指出当部长也感到住房价格难以承受时，这说明真实居住的消费需求已经受到高房价的抑制，此时商品房成交量的提升主要依赖于投资/投机性需求，即虚拟需求的拉动。也就是说，当部长也买不起住房时，购房者的主力主要是那些投资/投机性购房者了。当然，我这样的表述是十分粗略的，主要是只注意了“主力军”而忽略了“辅助军”。实际上，在部长买不起住房时，自住购房者在房地产市场并不是说就烟消云散了，真实居住性需求还是存在的，决定性因素依然是收入和财富。
首先是收入方面。在中国民众的收入水平中，部长的收入水平不会在中位数之下，更不会在平均数之下，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不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部长的收入水平与部长的政治地位倒也未必完全一致。当部长买不起住房时，对于那些收入比部长高得多的高薪群体来说，购房也许真得如同“购白菜”，无非只是小菜一碟。当然，也有些自住购房者并非是他们的收入水平真的超过了部长的水平，他们之所以加入购房者的队伍，有的是迫于无保障性住房可购的无奈，有的是出于被社会抛弃的恐惧，有的则是乐观地预期自己的收入水平会“超过部长”。他们加入购房者队伍的动机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市场经济的波动性认识不足，有时也就难免会遭遇“房奴还不清房贷”的尴尬。
其次是财富方面。按照“基尼系数法”也好，还是“等分法”也罢，中国改革开放前几乎是一个没有什么贫富差距的国家，不过，现在的贫富分化早已“赶超英美”却是不争的事实。不论是勤劳致富中获得的，还是寻租中捞来的，抑或是“吐痰论”中积极主动“吐中”的，或者是“冰棍论”中消极被动“流得”的……财富的来路虽然不同，但财富的效用却是一样。这些巨额财富的拥有者虽然有可能还在继续领取薪水，但这些薪水对于他们或者他们的家人来说早已仅具象征意义。房价收入比对他们来说，也早就失去了意义，因为他们购房靠的是财富而非收入。
在部长买不起住房而房价仍在狂飙之际，分析一下购房群体的构成，恐怕不仅有经济学的意义，也有社会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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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卖房